安徽沿江地区青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其矿业

安徽沿江地区是长江下游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工作表明这一地区先秦时期遗存十分丰富，不仅有数量众多的聚落遗址和规模庞大的土墩墓遗存，还发现了以铜陵、繁昌、南陵地区为核心、东西绵延余公里的古代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开采时间最长、保存最好的古代矿冶遗址群之一。

为了进一步了解安徽沿江地区先秦时期矿冶遗存的分布及其与聚落、墓葬之间的关系，安徽大学考古专业于年12月—年1月对南陵县境内的漳河——大工山区域开展了一次区域系统调查。

调查区域概况

一自然环境

1.地貌

县域西南部还分布有较多丘陵，海拔高度大多在至米之间，主要由火山岩、红色砾岩、石灰岩等构成。

南陵地区的台地地貌多分布在三里、烟墩、五里、峨岭等境内，顶部较为平坦，坡部较为陡峭，外形常见为片状或条带状，海拔多在米一下，比高约在30米至60米之间，根据起伏情况可大致分为高、低两种，均主要由洪积、冲积成因的网纹红土组成，高低台地间均有大量的冲和谷地分布，纵向坡度小于5至8度者，多已辟为稻田。平原地貌主要分布在南陵县中部、东部及沿七星河、漳河、西岗河两岸，主要是由河漫滩、低级阶地构成，土壤成分主要为亚砂土和亚黏土。平原的海拔高度一般不超过30米。

2水系

南陵县境河网均属漳河，属长江南岸支流，被视为南陵县母亲河，北支源自县域西南部的何湾镇绿岭

村荷花塘，南支则出自县域南部烟墩乡水龙洞，两者交汇于三里店，西汇峨岭河后自南向北经过县城东缘，再并入后港、西港、中港等河流，至弋江区澛港镇后最终汇入长江。漳河全长约千米，流域总面积达平方千米。

实于长江水系，相互交织，河流流向多变，呈一纵横交替的水网形态。其中河流以青弋江、漳河为主，另有大小河流30余条，最大湖泊为奎湖。

3区域地质变化

南陵县在大地构造上可归属为下扬子台坳的沿江拱断褶带，长久以来受下降运动控制。

在中生代晚期宣南坳陷之上，地壳下降构造的坳陷运动继续作用。第三纪末期时，在前期构造运动的基础上，新构造运动发生差异性升降运动，其中东北部下降最为明显，为这一地区河湖平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与铜陵交界之地因受到地壳抬升的作用，形成了低山、丘陵地貌。

在轻度隆起的县境中部地区，除沿河平原外大多为丘陵和台地，经过流水切割后呈破碎状分布。

总之，本县经过多次沧桑演变，在内、外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今日的山川大势和地貌格局。

二区域历史沿革

南陵县境内属《禹贡》中的扬州，西周时期为吴国所有。东周元王时，吴为越所灭，南陵县域归越。楚威王时，楚国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南陵被纳入楚国版图。秦灭楚后置楚郡，后属障郡。

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年），改障郡为丹阳郡，南陵县域分属陵阳、春谷县的一部分。东汉时合为春谷县。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属孙吴政权，春谷县如故。西晋太康二年（公元年），归宣城郡治下。东晋时改春谷为阳谷，先后并入湖县（今当涂）、繁昌县。南梁武帝普通六年(公元年)始置南陵县，并设南陵郡，其下治有南陵、青阳、贵池三县。

1.聚落遗址

从聚落的微观地貌来看，漳河——大工山区域新石器时期和两周时期的聚落微观地貌并无显著的差别，均可分为岗地型和墩形两大类。其中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中墩形聚落共3处，岗地型聚落2处；周代聚落中墩形聚落11处，岗地型聚落4处，此外还登记有平地形聚落4处，该类聚落边界不甚清晰，地表较为平坦，与周边区域并无明显落差，多位于河流沿岸较高的二级阶地上，可归为墩形遗址的变类。

由此可见，自新石器时期的马家浜文化到两周时期，漳河——大工山区域的聚落微观地貌具有稳定的延续性，这与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包括安徽沿江沿岸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夏时节降水丰富，地下水位较高，地表河网纵横交错，沿河低洼处在雨季易受水患滋扰；秋冬季时气候较为干旱，降水稀少，河流枝干便成为了主要水源地，因此形成了“择高而居、临近河流”的聚落选址模式。

漳河——大工山区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临河岗形地成为了人类居住的首选。

2.采冶遗存

除聚落遗址的大量出现之外，这一时期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活动的兴起亦是本地区一大重要的特征。本次调查仅在联工遗址发现有周代冶炼遗存，该遗址均位于石峰水库以北，距离矿区较远，冶炼活动规模较小。在本次调查区的西方向外围的大工村盆地曾发现有数量丰富、规模庞大的采冶遗存。

从采、冶遗存的区位来看，两周时期的铜料开发者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由矿石到铜料的生产成本，一般将开采出的矿石就地进行冶炼，制成铜锭之后再向外输出。调查的情况显示出铜矿的开采位置和炼渣分布区有明显的规律可循。一般矿坑位于较高的山腰之处，地势较为陡峭，无法进行规模化的冶炼活动，而山脚地区的地势平坦，较为开阔，是进行大规模冶炼活动的理想场所。

漳河——大工山区域聚落考古研究

对漳河——大工山区域新石器时期至周代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概况已有一初步认识。为进一步探讨本区域内先秦时期的聚落形态变化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本章将从聚落考古的角度，根据调查所获材料对这一区域先秦时期不同时段的聚落形态特点进行分析，以求从中掌握漳河——大工山区域先秦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本次调查共发现聚落遗址21处，土墩墓群7处，另有2处冶炼遗存和16处散点。在聚落遗址中，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共5处，又可细分为马家浜时期、崧泽时期和良渚时期；周代聚落共20处，年代大多集中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

从以往的工作经验来看，调查采集到的遗物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且大多遗物残损严重，年代的识别也会存在一定偏差。为避免片面追求分期的精细化而导致研究结果的失真，我们拟将调查所获的聚落遗址划分为新石器时代和周代两大时段，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宏观考察漳河——大工山区域先秦时期的社会发展概况。

一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

1土墩类型

调查的区域位于南陵县城北部，覆盖了平原、岗地和低山丘陵三种地貌，调查发现的5处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可分为土墩类型和岗地类型。具体来看，岗地类型的遗址有前桥遗址和竹丝遗址，二者均位于自然岗地之上，岗顶较为平缓，海拔高度较低，且临近河流，便于取水。

土墩类型的遗址有墩汪遗址、甘罗墩遗址和滨河墈遗址，其中的墩汪遗址位于山岗之间的开阔谷地，甘罗墩和滨河墈遗址则于漳河西侧的沿河平原地区，这类遗址的四周均为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定居农业的发展，尤其是水资源丰富，河网密布，利于水稻的种植。

2陶片类型

从采集的陶片来看，漳河——大工山地新石器时期的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段，距今约-年，时间跨度较大，采集物显示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与周边地区基本一致，如陶器表面以红色或红褐色为主，另有部分内灰外红陶，均为手制，因采集物数量较少，目前能够识别出的器型仅有釜、鼎和鋬手等寥寥数种。

其中的陶釜为马家浜文化器物，但前桥遗址多花边口和锥刺纹的装饰风格较太湖流域的马家浜。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良渚时期的聚落面、积并未较马家浜和崧泽时期有显著的扩大，说明整个新石器时期本地区始终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发展状态，整体社会结构始终未有大的改变，即使崧泽、良渚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进入了结构复杂的阶级化社会，该地区的聚落仍处在这一时期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

二周代聚落形态

漳河——大工山区域的周代聚落基本延续了新石器晚期的聚落选址位置，均紧临河流，依据聚落所处的地貌情况，这一时期的聚落同样可以分为墩形遗址和岗地遗址，前者多位于沿河平原地带，由人工堆筑而成；后者则多位于指状岗地的指尖位置，利用较为平缓的自然坡面，个别聚落还叠压在新石器时期的聚落旧址之上。

另有少数聚落位于沿河平原一带，但表面较为平坦，没有明显凸起，聚落的边界也较为模糊。这种居住模式难防水患，不符合本地区新石器时期以来择高而居的选址特点，很可能是墩形堆积在后期的自然和人为双重作用被大幅削减而成。

1.城西南段区

这一区域指漳河出县城后至湾里南段，河道以西和岗地以东的平原地区聚集了以甘罗墩—汪村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体。调查表明该区域在新石器时期便是漳河——大工山区域重要人群活动地，马家浜时期的前桥遗址便坐落于西北方向的岗地之上，甘罗墩和滨河墈聚落亦是在新石器时期原有聚落遗址的基础上被再次使用。

城西南段区内周代遗存较为丰富，聚落遗址有甘罗墩—汪村、高墩和滨河墈三处，其中甘罗墩村四面有环濠围绕，濠内面积约00平方米，其北部的汪村与之仅以壕沟相隔，二者应为同一聚落遗址，面积总计约40平方米，属特大型聚。

2后港河盆地区

这一区域大致呈三角形，调查登记的聚落遗址有10处，由西向东分别为回龙墩、回龙墩东、芦塘、店门林、店门林南、墩汪、下屋沈、南村、姚家村、鲍家屋、鲍家屋东聚落遗址，其中墩汪聚落分布在盆地东北部，其他聚落总体呈弧线状分布于后港河盆地内，与盆地的走向大致相同，均为墩形遗址，紧临河流。

根据区内遗址的聚集情况又可划分为东、西两个小区，西部小区主要由回龙墩、回龙墩东、芦塘、店门林和店门林南5处聚落构成，呈散点状分布，其中店门林和回龙墩聚落的面积皆为10平方米，属大型遗址，且二者相距仅余米，其他三处聚落以及店门林东北、店门林西、店门林中部和回龙墩北4处散点分布在回龙墩聚落以北，店门林聚落以南的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