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开创苏杭根据地为何无法弥补天国在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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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长期经营皖省，根基深固

从年太平军西征占领安徽大部至年安徽根据地完全沦陷敌手，太平天国经营皖省近十年，其治下的安徽各地在军事防御，巩固政权，经济建设，革命思想宣传等诸多方面获得长足发展；皖省由此成为太平军的活动中心及太平天国最稳固的根据地。而苏杭根据地肇基于年，至年土崩瓦解，前后经营不过四载；肩挑天国社稷大业之劲力远不及皖省。

苏杭根据地相比较安徽根据地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图为李秀成开辟苏杭根据地时的战斗获胜场景

（一）政权建设方面皖省相对于苏杭的优势

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始建于年9月，是时石达开在安庆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史称“安庆易制”。“安庆易制”为天国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范本，湖北、江西、苏杭等区域的地方政权架构的搭建则完全是在临摹安徽根据地，不过在实操层面，苏杭地区和上游根据地则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正决定了苏杭根据地政权的脆弱性。

1.安徽和苏杭根据地地方政权肇立的基础

（1）太平军在安徽根据地基本消灭了反动地主阶级

安徽是天国定都后打下的第一块儿疆土，也是天国重要的施政纲领——《天朝田亩制度》的第一试验基地；《天朝田亩制度》确立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政策，矛头直指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中，大地主往往是拥有功名或职爵的官绅，他们被太平军统称为“妖”，是革命的重点打击对象。太平军占领安徽后，当地大地主或被羁押处死或是逃亡在外，未逃亡中小地主也难免于清算，他们的财产和土地被太平军没收，均分给贫苦百姓。安庆易制前夕，天国在安徽施行极具共产主义色彩的《天朝田亩制度》对中立的地主阶级不太友好，不利于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同时又违背了经济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针对地主无差别的阶级斗争与盲目的平均主义较为彻底地清算了反动地主阶级势力，并给旧的封建生产关系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太平天国安徽省的地方政权正是建立在农民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基础上，最大程度地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在安徽根据地太平军针对地主进行了相对彻底的阶级斗争，图为太平军当众审判地主

（2）苏杭根据地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反动势力

李氏兄弟举兵东征苏杭，三个月内收服苏南，一年即克复浙江全省（温、衢二府及定海诸地除外），开疆拓土之高效令人侧目；究其原因，除了迅速得当的军事行动这一先决条件外，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宽厚的招抚政策了。太平军占领苏杭后，要求所辖地区百姓向其“投诚进贡”，凡表示愿意接受天国统治，并进送贡物者，便被视为天国顺民，可受太平军保护。这一安民政策同样适用于地主阶级，只要他们不持反抗态度，便不会遭受革命的打击；太平军以往抓捕、审判、刑罚地主士绅，没收其财物资产，接济贫苦或充军需的一贯做法在东征苏杭时也被禁止了。

兵法虽有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但其适用对象一般不包括顽固的敌对势力，对待冥顽不灵的敌人，一般处置方式都是予以坚决消灭；而李秀成等人却教条化在苏杭施行“不战自抚”、“招降一切”的方针，对清军将领和清朝官吏格外优待，只要他们不做抵抗或主动请降，哪怕是曾经罪大恶极，李秀成都予以宽宥，甚至委以重任；如曾叛变小刀会起义，镇压太平军的旧官僚李文炳和地主团练头子徐少蘧等人均被李秀成招抚，且在革命政权中身居要职。面对清朝死硬派分子，李秀成依旧给予无差别的宽厚待遇；二克杭州之役中，李秀成多次招降杭州将军瑞昌，并破例表明宽赦满兵（太平军对待满族官兵一般是格杀勿论），但瑞昌不为所动，并开枪打死太平军士兵千余人；同为清朝死硬派的浙江巡抚王有龄在杭州城破后自缢身死，李秀成不顾部下反对，以“英才义士”之名给予抚恤，厚殓其尸，赠船十五只，白银三千两，并遣王有龄亲兵五百护送棺木回乡。

李秀成二克杭州之役中杭州城防示意图

宽厚的招抚政策实施后，除少数清朝死硬派负隅顽抗外，大批地主团练，清军降兵降将及官僚缙绅涌入太平军队伍及地方政权系统，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敌方势力，加强了自身军事实力，对快速安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李秀成等革命领导人革命性不彻底，阶级意识薄弱，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你死我活斗争简单地归纳为双方“各其主”、“各尽其忠”而不得已相互为敌，抹杀了这场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界线。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太平军经略苏杭期间过于迷信“招抚”，而疏于对敌进行必要的阶级斗争，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反动地主阶级势力并遭受有效地清算，广大城市及乡村地区的封建秩序根本没有受到冲击，地主阶级在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所谓的苏杭根据地在本质上是由农民阶级创立的，囊括了广大农民、地主团练、清朝降官降将、土匪恶霸等形形色色势力的“怪胎”地方政权，它更明显地维护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并未有效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李秀成东征苏南时大搞招抚政策，地主阶级望风而降，太平军进展十分顺利。图为李秀成东征进军路线图

2.安徽和苏杭地方政权官员的产生方式及成分

（1）安徽地方政权的官员多为出身贫苦的“老兄弟”，且官吏的选拔程序异常严格

安庆易制后，石达开、秦日纲、陈玉成先后总领安徽军政事务，郡县级地方政权的官吏大多由天京中央直接任命或从当地驻军中派出干将充任。天国的地方官有管理地方政务的义务，且兼有武装守卫地方之责，所以他们又被称之为“守土官”。早期的守土官一般被清政府冠以“老贼”之称，所谓的“老贼”就是太平军中的“老兄弟”，亦称“老广西”，他们皆为参加过金田起义的功勋元老，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中的苦寒之家，是最早一批接受拜上帝教洗礼的信徒，其革命思想坚定，忠诚度极高，军事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还有一些守土官由天国的科举考试诞出，或由原地清朝降官充当；不过这两种守土官的产生途径在安徽并不普及，以敌方降官充任守土官则更为罕见，有史可考的案例仅发生安徽六安。四种守土官的任命方式除第一种系由天京中央直接委派外，其余三种皆由地方随时委任的，而这种由地方随时委任的官员产生后，仍需上报太平天国中央，获得中央的见准才算合法。由此可见，守土官受任的最终决定权尽归天京中央所有。

乡村基层政权的乡官大多是当地的“土人”，身份为贫苦农民及支持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地主。在安徽，乡民共同推举是产生乡官的法定方式及主要方式。乡官的举荐制度极为严格，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基层政权官员政治素质和忠诚度。乡官举荐制度严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乡官举荐一年一次，升、贬三年一次，其队伍的建设连续且稳定。②被举荐者需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惟有忠诚贤良者得入被举荐之列。③举荐流程近乎苛刻，乡民推举人选后，先基层官员审核，核实后再保举至上一级长官，如此层层审核与保举，经过十四道程序遴选后最终呈至天王，天王降旨确认后乡官方才最终产生；保升、奏贬之流程与举荐流程相似。④对保举乡官的各级官员施行奖惩措施，即举得其人则受赏，举非其人需受罚，目的在于杜绝徇情枉法，任人唯亲。

天王洪秀全掌握着乡官的最终任免权

（2）苏杭地方政权官员的供给困境

苏杭根据地省级地方政权的行政长官为李秀成和李世贤，而郡县级地方政权的守土官与乡村基层政权的乡官之成分较为复杂。奠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军事斗争日益激烈，统治者践行“先军政治”，疏于文官队伍建设；优秀军事将领不胜枚举，但治世安邦之才匮乏，政府缺乏地方管理经验，短时间内又无法培养出高水平的行政管理队伍，极大地制约了地方政权的建设，这一窘境在苏杭根据地开辟之初尤为明显；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①苏杭根据地开辟前夕，天国经历天京事变，大批军政经验丰富的中高级老兄弟军官被无辜戕害；②李氏兄弟所部中两广将士（老兄弟）数量本较陈玉成部少，加之连年高强度的作战，人员损失亦大，军中老兄弟已所剩无几；③年，李秀成于二次西征途中招收鄂赣三十多万流民入伍，苏杭根据地开辟后，又在苏浙大规模扩军；故李秀成兵团将士多为江西和苏浙籍。天京方面和李氏兄弟兵团均不能委派足数的老兄弟至苏杭任职，不得已只能以朝中或者军中的两湖、苏杭、江西等地人士充任地方官，这便导致苏杭根据地的守土官中老兄弟的比例急剧萎缩。两湖、江西、苏杭等地籍贯兵将受拜上帝教思想熏陶尚浅，斗争经验和忠诚度远不如两广将士，这便进一步加大了苏杭根据地地方政权建设的难度。天国后期苏杭根据地的叛降事件层出不穷，绝大多数不坚定分子出自于两湖和苏杭，两广籍叛将则屈指可数。

（3）别出心裁的地方官产生方式

传统严格的官员任命方式，由于程序繁琐，不能快速地为新拓疆土提供足量的守土官，为尽快填补清朝地方政府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安定民生和局势，防止敌人的反扑，以建立高效率的地方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活动，为革命输血；李秀成摈弃了传统复杂严苛的地方官选拔流程，去繁就简，改为由上级官员直接委任守土官和乡官。上级官员直接委任守土官和乡官是对传统的“安徽模式”的一种重要补充，被任命的守土官中绝大多数如同选拔乡官一样直接从当地人士中选拔人员充任，因此苏杭郡县级地方政权的守土官的身份开始本土化；其优点在于守土官较为了解当地实情，可有的放矢，轻车熟路地进行地方治理；其弊端亦是非常明显，居心叵测的地主阶级守土官更懂得如何发挥自身的“地头蛇”优势颠覆革命政权。苏杭根据地守土官的“本土化”标志着地方政权可以直接绕开中央政府对其辖区的地方官进行任免，体现了地方政权及官员相对于中央的独立性；这与天国后期朝纲日渐紊乱，根据地逐渐被私有化成为重要统兵将领的地盘，地方长官的自主权也随之扩大等客观事实密切相关；如此状况在前期东王执政时是不曾出现的，即便是在后期的安徽根据地亦不多见。

苏杭根据地的官员任免权尽归李秀成所有，天京政府很难插手。图为李秀成主持召开会议

（4）苏杭根据地地方政权官员的成分

上级官员直接委任守土官和乡官，免去了传统任命地方官程序中层层上报的繁文缛节，使官员的选拔手续变得更为简便，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在一些地主阶级势力受到严重打击的地区，不少守土官和乡官由加入太平军或者拥护革命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贫苦劳动人民担任，他们由上级官员直接任命而无需请示天京中央。不过李秀成等人在实际操作中还是犯了急功近利的错误，即不加必要考察，直接大量委任清廷降官降将、当地地主、团练甚至是匪霸充当守土官和乡官。如李秀成攻克苏州后，清朝江苏候补道李文炳来降，李秀成不经考察便委以重任，擢其管理昆山县事；李秀成还任命参加过金田起义的地主官僚世家熊万荃主管省会苏州的政务，熊万荃利用职权招抚了长洲县永昌乡恶霸地主徐少蘧和枪匪费秀元，李秀成对上述敌对分子未作任何考察，便授予其守土官之职，总揽长洲县军政事务；敌首徐少蘧则趁机将心腹爪牙安插至长洲县各级政权中，就这样大批地主阶级的鹰犬便潜伏下来，整个长洲县的官员，只有徐少蘧负责和太平军接洽，其他人等与太平天国基本毫无瓜葛，省郡级政权的影响力也根本辐射不了长洲县。在苏福省盛泽，地主王永义接受招抚后，逐渐掌控了整个盛泽的政权体系，盛泽的乡官完全由其任命，田捐军饷完全由他征收，此外王永义还统领了盛泽的枪匪。苏福省周庄的守土官被枪匪头子费秀元窃取，周庄及周边地区的乡官皆由其举用；太平天国曾派人至周庄监催钱粮征收事务，竟被费秀元五花大绑投入河中溺死。

太平天国治下的长洲县、盛泽、周庄等地相比以往除了名义上的归属对象有所不同，其他一切基本没有任何改变，政权依旧由团练头子、地痞、流氓、恶霸、枪匪所把持，旧的封建秩序甚至是反动武装均被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上述地域俨然成为在太平天国内部复活的清朝县级地方政权，这种现象在偌大的苏杭根据地也绝非个例。苏杭根据地各级乡官档案流传至今的共计份，经查其中地主团练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10人，商人8人，其他身份者1人。由此可见，浙江根据地的乡村基层政权仍被地主阶级把控，形成了敌重我轻的不利局面。

李秀成之所以器重旧官僚和地主阶级主要是中意其社会地位与才具，旧官僚和地主皆是当地豪门望族，颇具威信，由其出面组织地方政府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此外他们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相比太平军具有较高的行政管理能力；尽管这些地主阶级势力对革命政权建设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在革命恐怖的威慑下，他们的阶级反动特性更多的让位于建设性，这也是苏杭根据地得以快速医疗战争创伤，不到一年便恢复了往日之繁荣的重要原因。不过，这种饮鸩止渴式的官员任命方式表现出了相当的无原则性与不严肃性，上级对被任命者往往疏于进行必要的素质审查，忽视了政治上效忠太平天国的先决条件，苏杭根据地由此沦为一个半农民阶级半封建地主阶级性质的地方政权系统。

形象狰狞的太平天国官吏和士兵，该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太平军中混入封建反动势力

3.安徽与苏杭根据地的稳固程度

（1）安徽根据地的战略势态相对稳定且存在时间长久

太平天国安徽根据地始建于年6月，是时太平军攻克安庆，并以此为跳板，进击鄂赣；同年9月太平军攻占九江，以为安庆之屏障，至年5月九江失守，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安庆及其周边地区几无战事，至年9月安庆陷落，太平军连续占领安庆时长达八年之久。安庆易手后半年，安徽根据地沦陷殆尽，太平军合计经营皖省达九年之长。皖省其他重要据点，如庐州、池州、铜陵、芜湖、当涂等地虽几经易手，但在安徽根据地存在的九年时间里，上述城池大多时间为太平军所占据。如铜陵，太平军经营于此八年之久，期间兵燹鲜至，见诸《安徽通志稿》的战事，仅有两次。“咸丰五年八月壬辰日，清军收复铜陵”；“咸丰六年正月戊辰，清军再收复铜陵”。这两次战事规模有限，时间跨度小，最短的一次清军只占领铜陵六天；铜陵虽两度易手，但对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影响微乎其微。安徽根据地相对稳定的战略态势和存在时间上的持久性，为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的相对安定环境和充裕的时间，使之拥有一块广大的、较稳定的后方基地，为太平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后续斗争所需的粮秣、军械、兵马等物资。

（2）安徽根据地鲜有潜伏的敌对势力搞破坏

安徽根据地建立初期，天国领导人和普通兵士的革命性较强，对封建地主势力的清算相当彻底，打击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太平军在其辖区通常以囚禁、斩首等严厉方式处置地主官绅，反动的地主官绅非死即亡，旧的封建政治秩序基本被拆毁，这为农民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优良的政治环境。安庆易制后，石达开广纳贤良，争取一批进步地主士绅为天国服务，同时照旧交粮纳税的经济政策也在官方层面上承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的存在，新兴地主阶级便开始在安徽根据地扎根。所谓的新兴地主阶级是指革命恐怖未曾严厉镇压的土著中小地主和一批在安庆易帜后新诞生的地主，他们对革命政权持中立或支持态度，相比破坏性十足的传统反动地主阶级他们更具建设性。

反动地主阶级在安徽根据地窃据要职，祸害一方者十分罕见，有史可考仅有两例，即强盗出身且有清朝将官身份的李昭寿，以及兴办团练发家的苗沛霖，此二人都曾在太平天国为官为政，最后均投降清廷，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不过李昭寿和苗沛霖不同于其他反动地主势力，此二人均有捻军背景，对太平军更具麻痹性。此外李昭寿为李秀成部下，李秀成阶级意识淡薄，用人向来疏于考察；苗沛霖被重用的主要原因是安庆局势危急，陈玉成病急乱投医，欲借苗沛霖的势力挽回颓势，此时正值安徽根据地崩溃前夕。综合说来，安徽根据地的建设鲜有敌对势力的掣肘和破坏，这也是皖省成为天国最稳固的后方基地的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安徽根据地示意图

（3）短命的苏杭根据地无法保证建设稳固政权所需的必备时间

苏福省设立于年6月，至年5月随着常州的失守而瓦解，太平天国在此经营四年左右；浙江天省设立于年初，至夏全部沦陷，根据地存在时长仅两年多。此外，苏杭根据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无法像安徽根据地那样为自身谋取屏障，所以自苏杭根据地建立起，便一直处于清军及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中。苏杭根据地存在时间太短，且外有强敌时刻觊觎，政权建设所需的时间及安定环境无从谈起；即便是照抄“安徽模式”，苏杭根据地的建设得分依然不及格，饶是李氏兄弟这般天纵英才的“巧妇”，在时间匮乏（“无米”）的窘境下是不可能将苏杭地区打造的如安徽根据地一般稳若泰山的。

苏杭根据地开辟初期，受战事影响，城镇乡村破坏严重，民众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但经李氏兄弟的精心治理，不出一年便恢复以往的繁荣，可见李氏兄弟颇具治国安邦的才能。不过李氏兄弟在苏杭地区的重建工作中大量重用被招抚的地主阶级和旧官僚势力，苏杭根据地的“复兴”也因此被镀上危害极大的“捷径”色彩。历史上招抚敌方势力为己所用的案例不胜枚举，不过招抚政策是把双刃剑，其弊病主要是己方存在遭受敌方势力的反噬的威胁，故招抚政策十分考验实施者驾驭受抚者的能力及招抚一方的政治经济基础。李秀成驾驭地主阶级的能力差强人意，反动势力并不敢在他眼皮底下造次，不过他也不能遏制叛降事件的发生。早期地主阶级势力不敢反叛的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军军事力量强大，不过武力只是降服敌人的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摧毁受抚的敌对势力叛变的基础。要想一劳永逸地降服受抚的敌对势力，就必须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苏杭根据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那是半斤八两，李秀成虽然阶级意识淡薄，且有封建化倾向，但作为太平天国后期优秀的领导人，他不可能不会意识到受抚势力过于强大会对太平天国政权产生威胁。对强大的被招抚势力的处置，并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极易引发变乱，惯用的做法通常是以时间为撒手锏，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剔除受抚者的优势，同时壮大己方，最终取得绝对优势。李秀成具有优秀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如果历史给予的时间足够充裕，他极有可能壮大苏杭根据地农民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完美解决招抚政策中存在的弊端问题；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愿景最终因苏杭根据地的短命而化为泡影。

苏杭根据地的核心地带——苏福省，图中清晰可见以上海为核心的松江郡一直未被太平军有效控制

（4）反动势力猖獗的苏杭根据地

李氏兄弟经营苏杭根据地大搞招抚政策，地方政权建设过度依赖地主阶级，这种剑走偏锋式的治理模式衍生出各种社会矛盾，其中最为尖锐的矛盾是农民革命政权和地主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促成原因是地主阶级混入农民革命政权后，对农民政权的破坏。地主阶级分子窃取苏杭地方政权后，逐渐抛弃了归顺的伪装，暗地里与清军勾结，到处残杀革命农民，甚至是袭击太平军驻地，密谋颠覆革命政权，严重威胁了苏杭根据地的稳定。其中骇人听闻的当属“张家栅惨案”和年的苏州反革命集团叛变事件。

①“张家栅惨案”

“张家栅惨案”是地主阶级报复革命农民的典型案例，张家栅本是一个不知名的穷村坊，太平军东征途径此地，长期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举行暴动，四处攻击地主团练，迎接太平军的到来，张家栅百姓的革命举动也因此遭到地主阶级的嫉恨。李秀成的招抚政策出台后，张家栅及周边的基层政权逐渐被地主阶级窃取，张家栅百姓重新沦为地主阶级砧板上的肥肉。不久，长洲地主团练头子徐少蘧在一个深夜派兵包围了张家栅，对村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杀戮结束后，又将整个村子付之一炬。

②苏州反革命集团叛变事件

徐少蘧篡取长洲县政权后，打着太平天国旗子，暗中潜通清军，并与清朝江苏巡抚薛焕取得联系，薛焕不但奏请朝廷赐予他二品顶戴，并赏戴花翎，还积极调拨饷银接济徐少蘧，以扩充反革命的实力；另一方面用金玉玩好、结义拜把、拍马逢迎等手段，交结了镇守苏州（治所元和县）的奸宄熊万荃，守卫昆山的清廷降将李文炳，常熟、昭文守将钱桂仁、骆国忠等信仰不坚定的太平军高级将领，并和他们在苏州及周边重要县城组成一个庞大的反革命集团。苏州郡是整个苏杭根据地的核心，下辖十个县，仅上述反革命分子便控制了其中的五个。反动地主阶级势力在太平军控制力较强的苏州尚且如此猖狂，苏杭根据地其他地区的状况就不言而喻了。

年11月，徐少蘧等人的反革命集团趁李秀成主力攻打杭州，及主持苏福省军政事务的陈坤书攻打镇江之际，聚集在苏州密谋集体叛变，并邀请浙江巡抚薛焕从上海出兵攻打苏州，而薛焕并未出兵，而是给予徐少蘧大批经费，助其购置枪支战船。陈坤书获知消息后，立即赶回苏州，实行全城戒严，并令各部太平军往来文书经由其部转达，同时他派兵查拿徐少蘧新购的，藏匿在老家永昌的枪械船只。由于计划参与叛乱的军队实力强大，为防反革命集团不堪压力而行鱼死网破之举，陈坤书并没有当即逮捕徐少蘧等人，而是采取了安抚的手段，辅以军事威慑；陈坤书一方面表彰徐少蘧为天国购置大批军械，另一方面将李文炳调回昆山县，将熊万荃调至嘉兴，分散了叛军的力量。

由于陈坤书防范甚严，徐少蘧等人密谋的叛乱宣告破产。李秀成返回苏州，听取陈坤书的汇报后，先是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徐少蘧等人为掩饰其叛变罪行，纠集一批地主团练倒打一耙，诬陷陈坤书扰民，并将未能成功的反革命叛变说成是陈坤书的污蔑；李秀成轻信了徐少蘧等人的谎言，随即命令解除对徐少蘧等人的警戒，并为其叛变行径予以辩护，同时欲拿陈坤书问罪，陈坤书一气之下率兵离开了苏州。

李秀成不惜开罪老兄弟而轻信异己，最终也为之付出沉重代价。苏州反革命集团叛变事件平息后，徐少蘧等人继续把持天国地方政权，随着战局的恶化，这些反革命分子重新活跃起来。年5月，嘉定失守，昆山县告急，李文炳出城与敌联络，妄图接应清军破城，结果东窗事发，旋即被诛；年熊万荃将浙江乍浦、海盐两城献出降清；年初徐少蘧、钱桂仁、骆国忠再次密谋叛乱投敌，徐少蘧在苏州大肆联络同党，进行策反活动，结果被从天京赶回苏州的李秀成逮了个正着，苏州失陷前夕，谭绍光从监牢中提出徐少蘧，用洋枪抵胸将其击毙；钱桂仁在徐少蘧被捕后，积极展开营救活动，并寻机刺杀李秀成，但部将骆国忠提前叛变激发了李秀成对他的警惕心，钱桂仁的刺杀和营救计划宣告失败，但他仍于年在杭州城外向清军投降，并协助清军攻破杭州城。上述投敌叛变事件以骆国忠献常熟、昭文投降清廷危害最为严重，常熟、昭文失守使苏州北防线被撕开一道口子，这让本就不大乐观的苏福省战略形势雪上加霜，最后直接导致了苏州的失守及苏福省的全面沦陷。

苏福省的沦陷与潜伏的封建反动势力息息相关，图为苏南保卫战形势图

（5）罕见的农民革命政权下的农民暴动

李氏兄弟以招抚为主，军事行动为辅的策略迅速降服苏杭地区，这种取巧地开疆方式并未付出革命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矛盾在胜利和繁荣掩盖下正在酝酿着危机，而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农民暴动，短命且局势不稳的苏杭根据地不但没有为李氏兄弟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充足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反而催化这种矛盾愈演愈烈。太平天国前期，安徽、湖北、江西等根据地在施行《天朝田亩制度》期间也曾爆发过农民抗争事件，不过安庆易帜后，皖鄂赣地区的民变几乎绝迹。天国控制区内爆发农民暴动虽非苏杭地区所独有，但绝大多数民变却集中在这一区域。苏杭根据地的民变类型有经济暴动、反贪酷暴动、反移风易俗暴动、饥馑暴动等。绝大多数民变是因为不满当局经济政策引发的，其次是因官员腐败及太平军军纪败坏所致；因灾荒食不果腹及反对太平天国宗教破坏传统礼仪、文化、风俗的暴动较少。经济暴动及反贪酷暴动的诱因主要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导致经济政策及政治建设的失败，即政治上官员贪腐，律法严酷，军队纪律差等；经济上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代表

封建社会中农民长期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缺乏受教育机会和阶层晋升渠道，加之统治者几千年如一日的推行“愚民政策”，底层民众普遍愚昧而短视，他们揭竿而起大多是为了“食果腹”，“衣蔽体”，而非经世治国。即便是打下一片天地，他们也无法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治理模式，尤其是生产和分配问题，农民阶级在实践中并不比他们反抗的封建王朝做得好；当生产活动的产出不足，即生产力蹩脚时，为维系革命政权的正常运转，农民革命领导人还是会如数向农民征收钱粮等物资，这便导致了在生产关系的分配环节，农民的收获就大为减少，这也是农民革命政权治下民众的负担往往比封建王朝更为沉重的原因。苏杭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李秀成和李世贤是典型的农民出身，苏杭根据地曾一度繁荣，佐证了他们社会治理水平超过一般的农民阶级人物，但是比安徽根据地的创始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石达开，李氏兄弟的济世安邦之才犹如小巫见大巫。

②农民阶级的封建化

农民领袖领导革命取得成就后，地位也开始水涨船高，变得尊崇起来，以领袖实现的阶层跃迁为标志，农民阶级内部也逐渐开始分化，普通士兵及革命群众的阶级属性基本没变，而高层逐渐活成了他们起义之初反抗的对象。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他们无法开创出一套比封建社会制度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当农民阶级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后，如果任由农民阶级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不改变其阶级属性，那么农民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相对于整个封建社会便是一种倒退，必定会被时代所淘汰。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最后成为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地主——皇帝，太平天国前期改“空想共产主义”式的“圣库制度”为封建制度下的“照旧交粮纳税”都是农民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后而不得不进行的封建化。综上可知，在封建社会下农民阶级阶层跃迁的最好结果便是封建化，成为新的地主阶级。

农民政权封建化的直接恶果便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图为天京内讧中，韦昌辉军队攻打东王府

安徽根据地虽首开封建化进程，但是封建化程度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安庆易制前夕，太平天国在皖省施行过一段时间的《天朝田亩制度》，大搞阶级斗争和平均主义，几乎将旧地主阶级消灭殆尽，新兴的地主阶级在诞生之初剥削性并不明显，天国那些逐渐封建化的农民统治阶级在政权建立之初是比较重视休养生息，农民的负担普遍较轻。苏杭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李秀成和李世贤是在历经了天京事变后开始主政的，天京事变的本质便是天国高层封建化后导致的权力分配不均而展开的政治斗争，此时天国统治阶级的封建化已经十分严重，李氏兄弟平常耳濡目染，早就被“墨化”了，其政治做派与清廷统治者无异，将他们之前遭受地主的压迫反手施加于普通民众。此外苏杭根据地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不少地区的地方政权是前朝封建政权的原班人马，只是换了一面旗帜而已，这些人长期侵淫于清朝官场，已经彻底腐化且压迫性十足，被招抚后，他们将陋习悉数移植至革命政权，民众对此深恶痛绝。苏杭根据地在奠立之处，其政权性质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阶级政权，其封建化程度足令人瞠目结舌，这与安徽根据地从一个农民革命政权缓慢地封建化有着巨大的量的区别。

农民阶级本身就缺乏社会治理经验，无法解决民生痛点，加上封建化的政权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一如前朝，所以苏杭根据地的农民暴动呈现出如蜩如螗的趋势。民变的主要发生地在苏福省，其中苏州地区尤为常见，这些地方属于太平天国控制较为牢固的地区，政策推行时间长，力度大，覆盖面广，对辖区民众影响巨大。浙江天省设置地方政权较晚，政策的执行不似苏福省那般深入，来不及广泛地“开罪”民众，根据地就被清军完全攻陷了；虽然浙江地区的民变相对于苏南较少，但绝不能忽略不计，其规模在万人以上亦不在少数，如包立身的“白头军”起义，主要反抗当局横征暴敛，移风易俗及军纪败坏；再如反抗苛政的沈掌大；因农民灾荒及政府垄断盐业导致盐商失去生计的“盖天王”起义等，其中“盖天王”起义至太平天国势力退出浙江时都未被彻底剿灭。民变较少的浙江农民的反抗尚如此激烈，以小窥大便可知农民暴动如沸如羹的苏福省是何种混乱了。

影视剧中太平天国时期参与民变的贫苦农民

苏杭地区大部分农民暴动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敌对性质，暴动者也没有打出鲜明的政治旗号，反映的是民众的生计诉求，属于内部矛盾范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招抚，而李氏兄弟在处置民变时却强化了民变的政治色彩，将参与者视为敌对势力，予以武力镇压；这与对待地主阶级势力表现出的弱化政治问题，即不加考察招抚一切地主团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武力镇压虽取得一些成就，但无法根除农民暴动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剿为主的处置方式使尚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太平天国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严重影响了太平军与清军的作战行动。在内忧外困的窘境下李氏兄弟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根据地建设，这种极为罕见的农民起义政权下爆发了反对农民起义政权的暴动的现象，也极大地弱化了民众对革命政权的向心力。

反封建压迫的太平军成为民众反抗的对象，其讽刺不可谓不大，图为影视剧中暴动农民和太平军作战的情景

（二）经济建设上皖省相对于苏杭根据地的优势

1．两地经济政策对比

（1）安徽根据地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痛点，引得民心归附

作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民生和土地的问题也太平天国运动绕不开的挑战。早期太平军依照《天朝田亩制度》之精神严酷镇压地主阶级，没收其财物和土地，分予贫苦大众消费和耕作，一时让“久旱逢甘霖”的百姓拍手称快。不过没收的地主财物数量有限，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持续消费，故生产环节才是重中之重；但是百姓分得土地后的再生产成果却仍依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上缴国家，进行二次平均分配，被分配对象还将懒惰游手好闲者包括在内。

这种大搞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觉悟完全不匹配；当不劳而获被合法化后，人民便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所有人都倾向于懒惰，而坐等国家分配钱粮。这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纯消费型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引发包括农民和地主士绅等各阶层民众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安徽根据地的稳定。安庆易制期间，石达开在根据地内废止了中看不中用的《天朝田亩制度》，开始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经济政策；即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向佃户收租，地主向国家交纳钱粮和税收。

封建社会中，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其中粮赋（田赋）收入为大宗，田赋的征收对象是土地的所有者，一般指地主。地主缴纳田赋俗称“完粮”；地主的土地往往被农民租借耕种，所以佃农需要向地主交纳土地租金，也就是“交租”。佃农所交之“租”与地主所交之“粮”的差额称之为“租余”，归地主所有，属于地主榨取佃农的剩余价值。“照旧交粮纳税”跟清朝赋役制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常被后世学者大为诟病，他们认为此举是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招魂，太平天国由反封建政权蜕化为传统封建压迫势力的代理人。

由于太平天国控制区内的大地主基本被消灭殆尽，那些没有功名和官爵的中小地主虽未逃亡，但农民受太平天国革命的鼓动，在新政初期仍拒不交租，天国政府虽然承认地主收租的合法性，但是工作思想并未完全转变，对民众还报以同情态度，因此并没有强制农民交租；地主收租不易，却要按时按量向天国缴纳钱粮，这些中小地主往往在短时间内倾家荡产，最后被迫逃亡。如此一来天国辖区内的土地基本是无主之地，这些土地最后落入佃农之手，太平天国就绕开地主，直接以“按亩输钱米”的方式向佃农收取钱粮，这便是“照旧交粮纳税”中的“着佃交粮”。由于缺少地主这一中间环节的剥削，农民上缴国家的钱粮要远低于地主收租，国家从农民那里收取的钱粮却比地主缴纳给国家的更多。“着佃交粮”的施行使得太平天国的钱粮收入不减反增，农民的负担更轻，农民对此政策是极为拥护，以至于在太平天国失败时，竟出现“其效死不去者皆乡人”，这里的“乡人”正是贫苦农民，也就是“着佃交粮”政策的受惠者。为了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土地利益，安徽人民逐渐承认太平天国的正统性，视天王为真龙天子，并自觉的投入到了太平军反抗清廷的革命斗争中去。

安徽根据地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痛点，获得民众广泛支持

（2）苏杭根据地失败的经济政策

①不得人心的征贡和征税

太平天国在苏杭的经济政策可归纳为征贡、征税、完粮、收租。征贡就是向辖区民众征收钱粮物资，交贡者受太平军保护，拒绝交贡者往往遭受打击，太平军一般以交贡与否来定义“顺”和“逆”，交贡的数量并无统一标准，表现出了相当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进一步破坏了队伍的纯洁性，一些性本“恶”的封建反动分子通过缴纳贡物成为“顺民”，继而混入太平天国军政系统。由于队伍中充斥着封建剥削势力，加之太平军本身缺乏治理经验，执行征贡政策时往往对民众过度索取，以至于引发群体性对抗事件。太平天国的税制基本是效仿清朝，主要有三大税种，分别是田赋、营业税（工商税）、关税；与清政府不同的是太平天国的税率较低，表面上看民众负担较轻；不过除了三大税种外，太平天国还设立了名目繁多的杂捐，包括丁口捐、门牌捐、房捐、田凭捐、火药捐、礼拜捐、柴捐等，相较清政府的杂捐种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清康熙年间以“摊丁入亩”形式废除的丁银（即人头税），在苏杭根据地又以“丁口捐”的名义复活了，这是太平天国相对于清政府在税制方面的明显退步。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建设满足革命战争对资源的需求，生产建设已然入不敷出，为保障军需计，可供苏杭当局选择的方式似乎只有“巧立名目”背景下的“横征暴敛”了。

②大开历史倒车的土地政策

太平军东征苏杭时期对待地主阶级势力较为温和，除一些公开敌对革命的清廷死硬派被武装镇压外，其他地主势力均是太平军招抚的对象；尽管如此，仍有大批地主摄于太平军以往针对地主的革命恐怖政策而逃亡在外。此外，年太平军东征前，苏杭地区的农民不堪清政府压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租运动；太平军进军苏杭期间对地主阶级势力也予以一定程度的打击，农民受到革命的鼓舞，抗租斗争更是如火如荼，佃农对待地主收租的态度犹如对待乞丐乞讨。太平天国在苏杭地区同样实施“照旧交粮纳税”的国策，但由于佃农抗租，地主无法顺利完粮，按天国律令地主的行为属抗交田赋，需遭法办，地主不堪其苦，纷纷逃亡。

地主大量逃亡，土地自然而然落入佃农之手，所以苏杭根据地成立之初与安徽根据地一样，拥有实施维护农民利益的“着佃交粮”政策。不过李氏兄弟在实践中却大开历史倒车，将“着佃交粮”重新定义为“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招业收租”就是号召逃亡的地主回乡收租，“代业收租”是地方政府成立租粮局或租息局代替地主收租。“代业收租”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租、粮分交，即由农民先向太平天国交清赋税，然后再向地主交纳租余；二是租、粮合交，由农民向太平天国设立的租粮局交纳全部地租，由局扣除赋税后再让地主支取租余。为了保证逃亡地主归乡后顺利领到租余，太平天国当局“饬令各乡官设局照料，毋使归来业户徒指望梅”，同时宣布“抗租与抗粮同办”，即将佃农抗租视为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自此佃农直接向国家完粮而不向地主交租的“着佃交粮”政策在苏杭根据地已名存实亡，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完全回归封建土地所有制。

“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本质上是回归封建土地所有制，图为清政府治下农民交租交粮场景

③“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引发的不良社会后果

李氏兄弟之所以出台这两种明显地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目的在于争取地主缙绅的支持，减少太平军开疆拓土的军事阻力，尽快稳定地方政权。不过“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并未取悦地主阶级，逃亡归来地主发现自己的土地实际上被政府征用，政府为应对佃农抗租或主动减轻农民负担，宣布减租，但当局为保障政权运作和维系革命战争又不能真正做到轻徭薄赋，故所谓的减租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通过牺牲地主的租余份额来取悦农民；地主的利益受损，打击了他们完粮的积极性，有些地主甚至报以不合作态度，如拒领“田凭”（土地所有权证），变卖田产，抗粮等。作为“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的直接受害者，农民既要代地主完粮又要缴纳地租，相比较根据地开创初期真正意义上的“着佃交粮”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农民抗租事件时有发生且愈演愈烈，甚至引发民变。太平天国实施“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政策同时开罪了地主阶级和普通农民群众，激化了农民抗租，地主抗粮的社会矛盾，严重影响了太平天国的钱粮收入和苏杭民众对革命的支持度。

“代业收租”下农民向国家交租完粮，地主从国家那里领取租余，图为经过地主家门口的农民交粮队伍

2.两地农业经济基础对比

（1）粮食供给之于太平天国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类型便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产出以粮食最为重要。管仲在论述粮食之于国家和民生的重要性时曾说道：“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时至今日，粮食依旧是国家战略储备物资，管仲对粮食重要性的阐述也恰到好处的佐证了已故农业专家袁隆平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于封建社会晚期，粮食供给问题自然也是事关农民革命政权兴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自金田起义起至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的重大军事活动几乎均与粮食给养息息相关。如太平军被迫放弃占领的第一个城市——永安，突围北上，就是因为太平军粮食供给不足；定都天京后，西征的目的在于开辟根据地，广纳钱粮以维系革命战争；粮食供应备受掣肘也是北伐失利的重要原因；后期防御战中九江、安庆、天京等重要据点的失守，均与粮食供给断绝有着莫大的关联。粮食问题也备受天国高层重视，建都之初就专设了“典粮官”的官职，主持粮食给养工作；此外，太平天国还将解决粮食给养问题列为国策，并常以“耕田”、“铸钱”、“取粮”为题来选拔人才。清政府也始终把断绝军粮供给的诡计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基本政策。

（2）安徽根据地坐拥农业富庶的江淮产粮区

长江流域有五大产粮区，两淮地区是仅次于成都平原的第二大粮食产出基地，两淮产粮区的核心在于安徽。太平天国控制下的安徽地域主要集中皖南，即六安—庐州—滁州一线以南的区域，该区域气候湿润，光照充足，又远离黄泛区，土地肥沃且不受盐碱化威胁，非常适合农业生产。皖南农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体，占比80%以上，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等欠发达；种植业结构中又以粮食作物种植占据绝对优势，棉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分量较少。粮食作物的种植在皖南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与当地自然地理条件息息相关；皖南地区多平原而少山地，耕田比占地比例高，而耕田又以水田为主，特别适合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长江以南的地区地形崎岖，丘陵山脉纵横，土地蓄水量不似平原地区充沛，主要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耐旱粮食作物及栗棉、麻等少量经济作物。多平原少山地，可耕面积众多，粮食作物种类齐全，是粮食生产发展的必要前提。

进入清朝中后期，皖南圩田又迎来一次黄金发展期，可耕种田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当地又积极引进并改良品种优秀的外地农作物，使耕田系统粮食作物的轮作逐渐成熟，形成了以水稻和麦为中心，实行稻麦、稻油、稻豆、麦与杂粮等轮种的一年两熟制。皖南的粮食生产十分重视救荒作物的发展，种植的种类亦为丰富，其中以荞麦、早稻、玉米、芋等为主，这些作物产量高，抗灾害能力强，能有效避免旱涝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威胁。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及丰富的粮食作物种类，皖南地区粮食作物产值占种植业产值不断提高，粮食产量逐年攀升；至太平天国时期，皖南成为享誉全国的粮仓，产出的粮食不仅有效满足了当地的需求，还大量向外输出，主要输出对象是苏杭地区，这也为芜湖日后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太平天国先后建立起安徽、江西、湖北、苏杭四大根据地，而安徽根据地对天京的粮食供给一直是最稳定，最充足的。

以安徽为核心的江淮地区至今仍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从图中可清晰看安徽的粮食基地县比苏杭地区多得多

（3）苏杭根据地农业繁荣的假象

苏杭地区的地理条件，农业技术，作物种类等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犹胜安徽，其农业综合发展水平比之安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中唐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苏湖熟，天下足”之谚便诞于此时。经过一千年的发展，至太平天国时期，苏杭地区农业综合发展水平达到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苏杭地区非但没有保留“天下粮仓”的桂冠，还退化成了全国有名的“严重缺粮区”，人们对产粮区的溢美之言也改成了“湖广熟，天下足”。造成苏杭地区缺粮窘境的原因主要如下。

①资本主义萌芽导致经济作物种植的繁荣

明朝中叶，美洲等地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苏杭地区以纺织、瓷器、榨油等行业出现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形式在清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中纺织业是为翘楚，逐渐面向全国进行商品生产。农业种植中的棉、麻、桑与纺织也息息相关，纺织品的商品化直接带动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导致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的扩张，相对应的粮食生产便备受排挤。

②人口暴增

清朝是中国人口暴增的一个时代，总人口由清初的七千万人增至清末的四亿多，苏杭等繁荣之地的人口增加数量远超安徽等次发达地区，主要原因是清康熙年间进行了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田赋改革，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取消了征收两千多年的“人头税”；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了丁役负担，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人口优先选择苏杭等一些发达地区作为落脚地，一如当今青年才俊亲睐北上广。人口的大量聚集，有利于苏杭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但城镇规模的扩大挤占了粮食种植的面积，拉低了粮食产量，而暴增的人口对粮食的消费却有增无减，供求平衡在此消彼长中被打破，促成了“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

③近代工商业的冲击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上海、宁波等五地为通商口岸，苏杭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也随之开启。上海和宁波开埠后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苏杭地区的货物（主要是蚕丝）由此销往世界，外国商品也经由两地口岸流入苏杭；随着中外贸易交流的日益深化，上海、宁波及其周边区域开始兴起一批近代化的工厂和作坊，近代工业与商业贸易的财富创造力高于传统种植业，这使得传统种植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减少，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投入。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为苏杭地区的经济繁荣增添了巨大的引擎，其富庶程度在全国范围内依旧一骑绝尘；虽然富甲天下的苏杭丧失了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能力，但随着社会财富的货币化及商业的兴起，它通过粮食贸易购入大量粮食，其中洋米为大宗，长江中下游产粮区输入的粮米数量次之。

太平军占领苏杭后，兴农桑，办工商，拓外贸，设关卡，征税金；经济形势一度大好，传统农业获得长足发展，工商业，税卡，外贸等收入更为可观；而此时，安徽根据地几乎全部沦陷，上游粮源基地损失殆尽，对外贸易成便为太平天国物资补给的生命线，通过大量进口洋米，天国一度缓解了安徽根据地失陷后产生的粮食危机。随着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走向联合，太平天国对外贸易逐渐陷入困境，尤其是像军火、粮食等战争保障物资的贸易因清政府的外交斡旋完全被外国政府单方面禁止，盘踞在上海的外商在高价的诱惑下只能以走私方式向太平军售卖少量的洋米和军火，这种杯水车薪式的供给形式基本宣判了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死刑。传统商品经济的盛行及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不但挤占了传统农业经济（主要是粮食生产）的空间和劳力，还将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由最初的物质替换成了货币。太平天国运动是典型的旧式农民战争，参战双方比拼到底仍是以粮秣物资为主的后勤补给的角力，而苏杭地区以工商业及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面对“粮食补给竞争”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性，所以苏杭根据地根本无法有效地为革命战争供给战略物资。

传统商品经济的盛行及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势必影响传统农业生产，图为描绘苏州商业贸易繁荣景象的画作

（三）安徽根据地相对于苏杭根据地在军事建设上的优势

1.两地军事防御体系构建的差异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一改往日流动作战方针，着眼建立根据地夯实根基，而后徐图进取天下，因此作战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依托城市据点进行防御或进攻；所以太平天国宏观层面上的军事防御体系就是以城镇为支点串联而成的多重防线。

（1）两地防御体系构建一览

安庆无恙，安徽则无虞，安徽无虞则天国无险，故安徽根据地的防御体系是以安庆为核心构建的。安庆共有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便是城防，安庆易制期间，石达开将原有城墙加高五尺，在各门设置望楼，沿城墙修筑土城数座，建迎江寺炮台，又泊水营战船于江面，安庆城防已然巩固；第二道防线是扼守进出安庆唯一陆路通道的集贤关，这是太平军“守险不守陴”的具体实践；第三道防线是以安庆下辖的太湖县、潜山县、石牌镇、枞阳县为支点构筑阻敌阵地；第四道防线是屏障安庆的一些大城市据点，南边为徽州，西部为铜陵、贵池、芜湖等，北面为庐州等，西方是九江、武昌等重镇。

苏杭根据地的核心在于苏州，苏州的防御重点在于东面和北面，北面临江，江北为清军控制区，而太平军又无制江权，故北部不可不防；东面临近上海，是为绿营军、淮军、英法侵略者及洋枪队反扑太平军的基地。太平军为守卫苏州设置三道防线；第一道是苏州城墙，李秀成攻克苏州后，在加固城防方面的努力远超安庆，原因在于苏州地处太湖平原，无险可守，太平军守城的精髓“守险不守陴”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第二道防线是以苏州郡治下的常熟、昭文、新阳、昆山、吴江、震泽等县为据点串成的内部防御阵线；第三道是以临近上海的松江和太仓二郡组成的苏州外防线。

太平天国全盛时期，九江和武昌充当着安庆的屏障，安庆五年内不曾受清军兵锋威胁

（2）两地的防御体系的防御效果对比

乍一看苏州的防御体系和安庆似乎只差一道自然天险，实际上松江和太仓郡无论是在战略地位还是在城市规模上均无法与九江、武昌等屏障安庆的大城相提并论。太仓被太平军克复前属清廷太仓州，行政地位略高于县，低于府（清廷的“府”相当于太平天国的“郡”），相当于现今县级市；太平军占领太仓州的镇洋、嘉定二县后，将其升级为郡，而崇明县和宝山县并未克复。清廷的松江府下辖七县一厅，与苏州府同等地位，此二府与太仓州组成苏松太道，治所在松江府下辖的上海县，是故松江府之核心在上海县城；太平军曾一度占领了除上海县以外的整个松江府，但所占之地大多又很快易手，长期占领的仅有青浦一县而已。清廷太仓州地位本就低于苏州府，太平天国太仓郡的规模只相当于原太仓州的一半，而松江郡实际所辖地域只相当于原松江府总面积八分之一。故太仓、松江虽有郡之名号，却无郡之规模、实力；此外松江和太仓距离苏州城仅咫尺之遥，不能苏州提供广阔的战略纵深，实难以大城市之名堪任苏州外围防线支点的角色，其战略地位及屏障苏州之效果相当于太湖县、潜山县等地之于安庆。松江郡和太仓郡屏障苏州近三年，苏州郡治下的县城拱卫苏州城近一年，年底，苏州失守，五个月后苏福省全面沦陷，7月天京城破，8月浙江湖州陷落，苏杭根据地彻底瓦解。

太平军在为安庆构筑的四道防线，使省城从年6月至年9月五年多的时间内不曾直面清军兵锋。年5月九江失守，安庆以西的第四道防线崩溃；9月，湘军突入安庆地界，直到年6月枞阳失守，清军才完全拆毁安庆的第三道防线；8月集贤关失守，安庆便只剩下城墙这最后一道防线了；逾一年安庆城破。太平军依托安庆坚守安徽根据地达八年之久，安庆失陷后，安徽根据地其他据点前后又坚持了近一年。由此可见，以安庆为核心构筑的多重防线的防御效果是非常出色的。

太平天国全盛时期，九江和武昌充当着安庆的屏障，安庆五年内不曾受清军兵锋威胁太平天国苏福省和清朝苏松太道

2.军队建设层面陈玉成兵团相对于李氏兄弟兵团的优势

（1）两地军队成分及素质对比

①陈玉成兵团成长记

陈玉成和李秀成的上级——秦日纲，因参与天京事变获罪被处死，陈李二人自此开始独立统兵作战。天京事变期间皖北清军趁机反扑，兵锋直指安庆北门户桐城，李秀成奉命自句容来救，由于皖省局势危急，陈玉成亦移军皖南，强化防务。12月李秀成和陈玉成在枞阳会师，太平军声威大震，一举击溃来犯之敌，解桐城之围，并乘胜紧急，连下舒城、六安、霍邱等地。是时，李秀成驻军六安，霍山，而陈玉成马不离鞍，人不卸甲，转战于鄂、皖、豫交界地带，战果颇丰，其势力遍布安徽各地。年夏石达开出走后，朝政荒废，洪秀全亡羊补牢，封陈玉成为全军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两人虽共同提理军务，但陈玉成地位明显高于李秀成，由此可见天王对陈玉成的赏识和偏爱。

李秀成和陈玉成进入领导核心初期，朝纲混乱依旧，一时难有起色，李秀成为天国大局计，犯颜直谏天王，要求重用于翼王，弃用安、福二王，结果触怒洪秀全而被革职；李秀成在安徽据点较少，势力薄弱，战功、威望及地位均不及陈玉成，被革职后权势全无，这便导致留守安徽的将领和部队纷纷投靠陈玉成，这些人大多是参加过金田起义的老兄弟及西征时期招募的两湖、皖赣籍的士兵或军官，他们在天京事变前经过战火的锤炼和拜上帝教教义的充分熏陶，思想坚定，作战素养高超，皆系百战之精锐，英殿由此成为天国最大的实力派。

陈玉成富于谋略，常出奇兵制胜，有“三十检点回马枪”之战术流传于世；他严于治兵，其部军容严整，作战勇猛，擅打硬仗，纪律优良，鲜有扰民行径。敌我双方对陈玉成兵团的战斗力均有很高的评价，曾国藩对陈玉成部的强悍曾惊呼“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强悍之贼”，胡林翼评价道“贼中精锐，只四眼狗（清军对陈玉成的蔑称）一枝尔，他何足虑哉？”方玉润惊叹道“四眼贼之能战，近世罕有其匹……此贼不灭，两湖未能安枕。”陈玉成被俘就义后，其部也随之瓦解覆灭，洪仁悲恸道“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

善于攻坚，打硬仗、恶仗的陈玉成兵团

②李氏兄弟兵团的艰难“壮大”史

李秀成被革职后，在朝文武纷纷谏言天王，要求撤销对其处罚，李秀成不失时机地上章解释前奏的本意，洪秀全就坡下驴，恢复了他的爵位。年11月，李秀成奉命从六安州率领本部人马东下，接应吴如孝部安全撤出镇江，其在安徽的地盘被压缩至苏北江浦、浦口及皖北滁州、六安及皖南芜湖一带。李秀成招降的降清捻军将领李昭寿、薛之元献滁州和江浦、浦口叛变后，李氏兄弟的势力被进一步削弱，一时间兵不过万，驻无定所，被迫寄居在成为陈玉成私人地盘的安徽根据地。二破江南大营前的重大军事行动，陈玉成兵团是绝对的主力，而李氏兄弟纯属打下手角色。李秀成独立参与的作战行动，出兵数量少得可怜，年困守桐城才拥兵三千人，年出京调兵解围仅五千人，年二破江南大营的关键作战行动，奔袭杭州也不过六七千人。

李氏兄弟兵团弱小之窘境直到东征苏常期间才逐步改观，是时，李秀成奉行招抚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对敌政策，一时间清军兵勇及地主团练武装纷纷来降；仅在克复苏州时，李秀成就招降并清军李文炳、何信义等部合计五六万，并将投诚敌军悉数改编为太平军。李秀成部兵力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但其兵团作战能力则令人堪忧；新军的主力，原清军绿营早已腐朽不堪，而团练武装仅属半民兵组织，且其政治忠诚度不高，故“壮大”后的李秀成部空有唬人之皮囊，实际战斗力十分有限。年6月李秀成在二次西征途中招收湖北、江西流民三十万入伍，并趁势一举攻破武昌县（今鄂州），一时声威大震。李秀成二次扩军规模巨大，但投军者多为饥民，其动机仅为果腹，短时间内又无法得到训练，战斗力十分孱弱；李秀成得知陈玉成两月前已率军东返安庆战场后，便率大军折返浙江，途中遭遇湘军鲍超部几千人追击，几十万大军竟不敢一战，竞相向东逃窜。8月，李秀成大军行至江西铅山、河口一带，遇到了从广西脱离石达开返沛天朝的汪海洋、童容海等部，总兵力二十多万人，这支队伍被洪秀全命名为“扶朝天军”，划归李秀成统属，至此李秀成兵团完成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军。返沛天朝的石达开旧部，多为沿途招募的天地会，花旗军等反清武装，战斗力不如太平天国正规军，但这些人从广西一路征战返回江西，实战经验还算丰富，综合战斗力却强于李秀成招降的清军和吸纳的流民。此时安庆会战接近尾声，陈玉成兵团消耗殆尽，实力大损，李秀成蹿升为天国最大的实力派。

二次西征期间李秀成进军路线及鲍超追击李秀成部路线图

李秀成兵团兵力虽然雄厚，但成分过于复杂，且普遍缺乏训练，作战意志不坚定，综合作战能力远不及巅峰时期的陈玉成兵团，这也是年李秀成放弃攻打武昌及坐视安庆而不救的重要原因。李秀成兵团壮大后几乎从未真刀实枪打过一次硬仗、恶仗，大部分战役常常依靠“避实就虚”取胜。第一次攻打上海，内应被守城清军查获，太平军丧失轻取上海的机会，只能改为强攻，但遭遇英法侵略军的干涉，李秀成部小遇挫折便草草收兵，第一次上海之役无疾而终；二克杭州之役，李秀成以绝对优势兵力围困杭州五十多天，待城内清军弹尽粮绝才得以破城；第二次上海之役期间，青浦一战打得相当出色，但那是用两千人诈降取巧获得胜利的，在攻打上海县城时，亦是浅尝辄止，遭遇淮军顽抗后便弃而不攻，径直退回苏州，回师天京，参加解京围之战去了。年10月雨花台大战，面对孤军深入且固守营垒的曾国荃部湘军，战术上李秀成难以取巧，只能硬着头皮打一场攻坚战，结果二十万大军猛攻四十多天，仍无法攻破湘军仅三万人据守的营垒，经此一战李秀成信心大挫，在战斗尚可进行，胜负未决之际竟宣布撤军。事实上李秀成最初对解京围之战是排斥的，他在自述中这样说道：“知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统帅尚且如此畏敌如虎，缺乏克敌制胜之信心，遑论整支军队之战斗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王闿运对李秀成兵团战斗力的评价堪称一语中的，“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相比较孱弱的战斗力，李秀成兵团士兵的政治忠诚度不高，大规模叛降事件频发的问题更为严重，直接导致了后期军事斗争的失败及根据地的沦陷。

雨花台战役的失败为湘军攻破天京埋下根源性隐患，图为湘军攻入天京

（2）两地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的关系

太平军火器装备程度较高，冷热兵器比为1:1，和清军将冷热兵器分别编组不同，太平军的冷热兵器是进行混编的，其优点在于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学习枪炮技术，便于普及、推广和扩军，且每个作战单位都可以独立作战。陈玉成兵团的武器装备自始至终没有太大改进，热兵器主要是传统火炮、鸟枪、抬枪，也通过和洋人的军火贸易或走私获得部分洋枪洋炮。综合而言陈玉成兵团的热兵器还是以中国传统火器装备为主，枪炮装填发射速度慢，射程近，质量不稳定，作战中难以在非接触距离上完成所有的战斗目标，所以陈玉成的军队保持着浓厚的冷兵器作战特色——短兵相接，贴身肉搏战。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是陈玉成部之所长，湘军为与之对抗很难讨到便宜，曾氏兄弟便独辟蹊径采用“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与陈玉成打消耗战，依靠强大的后勤补给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拖垮骁勇善战的陈玉成兵团，但这已不再是战役层面的战术较量了，而是战略层面上国家实力的比拼。打仗打得就是精神气，陈玉成部虽然器不如人，但却将人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最大限度的激发军队的战斗力。

太平军使用的火炮和洋枪

李秀成兵团火器装备程度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他们的火器以洋枪洋炮为主，且数量极多，如忠王几千人的卫队均已洋枪为武器，仅苏州城内装备洋枪的士兵高达两万多人。李秀成兵团的洋枪洋炮大多是通过军火贸易、走私、战场缴获获得，规格不尽相同，不似淮军、洋枪队、英法联军装备那般统一，使用效果相对较差，但在庞大的数量加持下，太平军的火力输出效果丝毫不亚于东线敌军，相较另外一个重要对手湘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雨花台大战李秀成集中了数万杆洋枪和几百门洋炮，湘军被太平军的火力压制的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不过数量庞大，性能优良的火器并没有给李秀成兵团的战斗力带来质的飞跃，有所倚仗的将士们更倾向于在优势兵力下操作枪炮进行非接触作战，而不愿用冷兵器与敌近身肉搏；以这种作战方式对抗绿营兵、洋枪队、英法联军这些惜命贪财，作战意志稍弱的敌人时屡试不爽，但面对湘军、淮军、楚军等敢打硬仗的对手时却是一败涂地。清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王闿运谈论李秀成部将士不善肉搏战，作战时仅以枪炮恐吓对手，惜命怕死等弱点时毫不留情地讽刺道“罕博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

李秀成部与惜命贪财的陆营兵、洋枪队、英法侵略军作战时如虎驱羊，但面对善打硬仗的湘军却力不从心

（3）思想宣传上两地所呈现的差异

陈玉成部将士多为天京事变前招募，彼时天国十分重视拜上帝教思想的宣传，将士们对教义宣扬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充满敬畏之情，对天王所许诺的小天堂饱含期待；强烈的宗教感催生出近乎狂热的信仰，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信徒们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两广老兄弟常能以一敌十，两湖将士与悍勇的湘军短兵相接亦不落下风。天京事变爆发后，天父杀天兄的闹剧击垮了信徒们对上帝和天堂的膜拜，信仰的破灭也极大地打击了太平军的士气；不过这些将士毕竟身经百战，斗争经验丰富，素质过硬，而陈玉成本人又知兵善任，故安徽根据地的太平军战斗力依然令敌望其项背。

李秀成部将士多为天京事变后招募，此时拜上帝教在号召革命方面已难堪大任，其部将士参军或为果腹或为形势所迫，对拜上帝教思想普遍淡漠。此外，苏杭地区率先开启近代化进程，民众视野开阔，文化涵养浓厚，对洪秀全那套“歪理邪说”有着较高甄别能力，李秀成大军常年驻扎于此，将士们的迷信思想也难免会受到冲击而获解放。虽然李秀成也不遗余力地进行宗教宣传，但根本达不到预期效果，拜上帝教教义始终无法在思想上武装李秀成的将士，而一支缺乏信仰的军队，其政治忠诚度和战斗力都是无法保证的。（未完待续）

太平天国宗教宣传的重要途径——礼拜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