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进士地域分布的情况出发,来探讨地区

引言

从明代进士地域分布的情况出发，来探讨地区科举实力的强弱——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是南直隶进士群体中的翘楚，其地域分布状况成为衡量各地区间科举实力强弱最鲜明的标志。

其出身构成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反映南直隶社会流动的代表性指标。

因此，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对促进明代科举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推动明代南直隶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所考“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是指明代每科殿试取中的现籍地为南直隶的一甲三名进士。

一、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的规模

明代自洪武四年（）至崇祯十六年（）共举行了88科89榜殿试，相应共有名鼎甲进士，其中出自南直隶的鼎甲进士共有多少名？

明代历科《登科录》是探讨这一问题的首选资料。但遗憾的是，目前只有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八年（）间的58科明代《登科录》存世。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共有65人，占明代鼎甲进士总数的24．4％，接近明代鼎甲进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状元24名，榜眼18名，探花2名。

分别占明代状元、榜眼、探花总数的26．97％、20．22％、25．84％，南直隶鼎甲进士名列全国前茅。

因其姓名和隶属州县皆可得到确认，故为准确统计其地域分布并揭示其分布特点提供了前提条件。首先，鼎甲进士地域分布广泛。

南直隶十四府、四直隶州中十三府皆有鼎甲进士分布，分布在东起海门、西至无为州。

南起歙县、北至清河，东南起华亭、青浦，西北至定远，东北起山阳，西南至贵池、怀宁近乎全境的广大地区。其次，鼎甲进士地域分布很不平衡。

十三府以鼎甲进士多少排序，分别是苏州府18人，常州府14人，应天府11人，松江府和淮安府各5人，宁国府人，徽州府和扬州府各2人，池州府、凤阳府、庐州府、镇江府、安庆府各1人，总体上东多西少。

其中，地处东部的苏州、常州、应天、松江、扬州、镇江六府共有鼎甲进士51人，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78．46％。

而苏州、松江、应天三府共有鼎甲进士4人，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66．15％。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地处西部的凤阳、庐州二府，共有2名鼎甲进士，仅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08％。

南直隶有名以上鼎甲进士的州县共12个，虽分别仅占南直隶州县数和拥有鼎甲进士州县数的10．5％和46．15％，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7．85％。

吴县、昆山、华亭、武进、宜兴、江宁六县虽分别仅占南直隶州县数和拥有鼎甲进士州县数的5．26％和2．08％，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46．15％。

在鼎甲进士分布最为稀少的凤阳、庐州、安庆、池州四府，作为安庆、池州二府府治的怀宁县和贵池县却考出了2名鼎甲进士，占四府鼎甲进士总数的一半。

造成上述地域分布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就鼎甲进士地域分布的广泛性来说，明代在南直隶各地普遍设立的府、州、县儒学并持久提供种种优惠的官学教育。

以及各地民众对科举考试普遍的热衷和追求，应是造成鼎甲进士分布广泛的最重要原因。

就鼎甲进士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来说，成因相对复杂，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各府、州、县科举实力不均衡。

据统计，明代南直隶拥有鼎甲进士最多的五个县———华亭、武进、昆山、吴县、江宁，同时也是拥有进士最多或较多的县。

这说明各府、州、县的科举实力乃是其竞取鼎甲进士最为直接的支撑力，科举实力愈强，其鼎甲进士愈多；反之亦然。而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又是以下综合因素而造成。

南直隶十四府、四直隶州中人口数最多的是苏州府，而从上文可知南直隶鼎甲进士最多的府也是苏州府；淮安府人口数名列第四，其鼎甲进士数也名列第四。

这都说明不同地区的科举实力确与其人口规模存在一定联系。但除苏州、淮安二府之外的其他十一府的人口数排名与其拥有的鼎甲进士数排名又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

常州府人口数名列第三，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名列第二；应天府人口数名列第六，但其鼎甲进士数名列第三；松江府人口数名列第十，但其鼎甲进士数名列第四。

宁国府人口数名列第十一，但其鼎甲进士数名列第五；扬州、徽州二府人口数分列第五、第八，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并列第六。

凤阳、庐州、安庆、镇江、池州五府人口数分列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五、第十七，但其鼎甲进士数却并列第七。

以上情况表明：人口规模只是获得科举竞争优势的必备条件，而非唯一条件；要把人口优势真正变成科举竞争优势，还需具备其他条件。

其次是经济和交通因素。明代南直隶的经济重心和交通发达之地是在东部，东部工商业发达，市镇经济繁荣，京杭运河通贯其中，使其成为全国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商品流通中心。

苏州、松江的棉布，苏州、南京的丝绸，衣被天下，海内依赖。苏州府市镇经济发展显著，至嘉靖二十九年（），市镇数量已增长了个。

其中，吴江县盛泽镇，“舟楫塞港，街道肩摩，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明末，松江府市镇已发展至61个。

其中，青浦县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

此外，因其地形以平原为主，雨量充沛，气候适宜，适合农业以及桑、棉、瓜果等多种经营，且农业精耕细作冠于全国。

而西部凤阳府“土旷人稀，人不经商”；庐州府“民众不喜商旅，鲜事工商，专务稼穑”。东西部之间的上述差别显然成为其科举实力不均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地处东部的苏州、常州、应天三府在交通和信息方面的优势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苏州、常州、应天北襟江，东傍海，京杭运河通贯其中，境内港湾星罗棋布，舟楫往来自如，文人雅士结社讲习，信息传递便捷。

苏州、南京“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位于交通便捷区域的吴县、昆山、长洲、常熟、太仓州、华亭、武进、无锡、宜兴、江宁、山阳共十一州县。

虽仅占南直隶州县数的9．7％，却考出了45名鼎甲进士，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69．2％。

所有这些，无疑得益于交通便捷带来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对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和形成浓厚的科举氛围所起的促进作用。

二、南直隶鼎甲进士家庭出身

明代南直隶鼎甲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可以通过现存明代58科《登科录》解读，《登科录》对每位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都有详细记载。

南直隶共有65名鼎甲进士，通过逐名比对，在现存《登科录》中可查到7名鼎甲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

此外，现存明代《履历便览》《同年录》对每位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也有详细记载，通过逐名比对，可查到14名南直隶鼎甲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构成状况。

以上共计51名鼎甲进士，占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78．46％，以此为考察对象，可反映南直隶鼎甲进士家庭出身的大致情况。

在51名鼎甲进士中，上三代直系亲属中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共1人，占25．49％，低于全国进士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皆为平民家庭者17．85个百分点。

仅有学校功名（庠生、监生）者7人，占1．7％；仅有虚衔（遇例冠带、寿官）者2人，占．92％；真正有任实职官者29人，占56．86％。

4．14％的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实职官的家庭。

从纵向考察而论，在永乐九年（）至弘治九年（）间的15个南直隶鼎甲进士中，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共5人。

也就是说该期出自平民家庭的鼎甲进士占同期统计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在弘治十八年至隆庆五年（）间的14个鼎甲进士中，此类情况者共6人。

占同期统计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42．86％；在万历二年至崇祯十年间的22个鼎甲进士中，此类情况者仅2人，只占同期统计南直隶鼎甲进士总数的9．09％。

比上期大幅度降低了．77个百分点。据统计，嘉靖二十六年至隆庆五年间9科名进士中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共名。

占同期进士总数的41．17％；万历二年至崇祯十年间9科名进士中此类情况者共名，占同期统计进士总数的2．17％，比上期降低了9个百分点。

这说明隆庆以后南直隶鼎甲进士的社会流动速度不仅与全国进士一样明显放缓，而且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俱为平民家庭者的比例低于全国同期进士2．08个百分点。

三、鼎甲进士的比例

出现如此明显的变化，应是由以下两个原因而造成：一是官宦家庭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在隆庆以后明显加强。

如本文统计的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的29名鼎甲进士，属于永乐九年至弘治六年11者8人；属于弘治九年至隆庆五年12科者6人。

属于万历二年至崇祯十年15科者15人，是第一阶段的1．88倍，是第二阶段的2．5倍，自然大大降低了隆庆以后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俱为平民家庭的鼎甲进士的比例。

二是由于官办学校教育的发展，明中后期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中仅有学校功名而无任实职官者不断增多。

据统计，“明代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仅有功名而无实职官’家庭的进士所占比例，正统十年为0，成化八年为2．4％，嘉靖二十三年为8．％，万历三十二年为15．91％，崇祯十年为54．49％”，呈直线上升趋势。

至明末，此类家庭出身的进士居然超过了统计进士总数的一半。

而本文统计的7名上三代直系亲属仅有学校功名的南直隶鼎甲进士有5名出自万历年间，同样降低了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俱为平民家庭的鼎甲进士的比例。

由上可知，隆庆以后南直隶出身于平民家庭的鼎甲进士所占比例显著下降，除主要由于官宦家庭对其子弟科举中式影响显著加强外。

还由于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仅有学校功名家庭的鼎甲进士不断增多。严格来说，尽管“仅有学校功名”和“平民”有区别，但还不能算作官宦之家，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

况且，在29名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的鼎甲进士中，上三代直系亲属担任过从七品以上实职官者有2人，担任过从五品以上实职官者有1人。

担任过从三品以上实职官者仅有5人，说明这29名鼎甲进士绝大部分都出自中下级官员家庭。

若以代数而论，在2名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从七品以上实职官家庭的鼎甲进士中，仅有4名有两代以上担任过从七品以上实职官。

也就是说19名鼎甲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中只有一代担任过从七品以上实职官。

且有20名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的鼎甲进士在其中进士时，其曾任官的曾祖、祖父、父亲已经致仕或亡故。

以上皆说明官宦家庭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凭借政治特权，而主要是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文化条件和科举氛围。

在29名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家庭的南直隶鼎甲进士中，有4名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举人功名的家庭，有12名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有进士功名的家庭。

即55％的出身于实职官家庭的南直隶鼎甲进士出自科举之家，其中顾天埈、赵士春还出自两代科举之家，皆说明科举功名对子孙科举中式所起的积极影响。

因此，出自官宦之家的鼎甲进士仍主要是靠科举保持家庭声望和社会地位，即主要依靠自身综合实力在激烈的科举竞争考试中脱颖而出。

故而科举制度仍被时人认为“二百年来，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独此一途耳”！综上，不同区域的科举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实力的竞争。

一个地区科举实力的强弱，首先取决于该地人才儒学文化素养的高低，而这又是由人口规模，经济发达程度，政治和教育资源，科举氛围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唯有形成和保持各方面优势，才能在科举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明代，科举考试成为平民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

结语

科举考试更是一场持久性竞争，“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官宦家庭在其固有的应试科举优势外，需几代人付出持久不懈努力，始终秉承积极进取精神，才能保持社会地位而不被时代淘汰，这本身又进一步推动时人对科举制度的认可。